亟须数字法学对这些生活逻辑进行理论上的命题提炼、原则归纳、原理探究，特别是涉及法律主体、法律关系、法律行为、法律作用、法律运行、法律方法、法律价值、法律规则、法律原则等基本理论，需要进行创新性重建，并促进数字立法的进步与完善。
从这个角度讲，虽然法典在概念上从属于成文法，但它依然是个适于所有传统的法律表现形式，而非专属成文法传统。问题是，这个关于提取公因式的新理解是怎样的？ 五、价值完备性：法典化的唯一根据 经过了刚才的复杂讨论，现在到了需要对完备性与总则提供重新理解的时候。
典型的例子是美国1787年《宪法》开启的成文宪法运动席卷全球，以致于连不成文宪法（宪法典）是否是个合适的法律概念，目前都变得非常可疑。只有罪刑法定、意思自治之类的特殊价值，才能分别充当刑法与民法法典化的有效根据。[25]此类规范的意思，并不是所有规范共享mn的色彩，而是这些规范不具备共同性。但对很多人而言，获取一国实在法的总则绝非难事，它是现成的，那就是《宪法》。例如在xa+xqb+xqc+......+xn中提取出x[a+q（b+c）++n]，其中x就是整个法典的总则，q就是分则总则，例如债法总则。
所以，无论是边沁的功利原则，还是自由、平等这类具备普遍性的价值，都无法充当法典化的合适理由。这样一来，法典不过是一种较单行法更佳的表现形式，而不再是应然表现形式。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谁先谁后则需要仔细衡量。
（二）中央党内法规制定依据的统计 有研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包括三套关键性制度体系：以党的主张为统领的政策制度体系、以宪法为统领的国家法律制度体系和以党章为统领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上述统计中，属于党政联合发文的党内法规共42部，占被统计总数的38.89%。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领导权在一个个具体的领导法规关系之中对领导对象产生效力是有中介的,而不是直接强制作用于领导对象。在此基础上可以发现，党内法规的制定依据并不简单，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在实践中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样态。
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与政治隔缘的纯粹法治。（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可以发现，这些党内法规调整的对象既包括党组织和党员，也包括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比如，我们既要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不动摇，又要正确处理坚持党的领导和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关系。而后者则认为，党政联合发文具有党内法规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双重属性。党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和提出的政策措施，往往会传递出法律制度立改废释的信号，因此党的主张的提出，往往是国家立法的开始。
如有学者在对机构编制相关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认为二者虽然都是机构编制法定化的重要形式，但也存在着明显差异：在调整内容上，党内法规重在明确党对机构编制工作的领导，国家法律则是规范具体的机构编制管理工作。占比最高的是制定依据中同时包括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情形，30部中央党内法规中有12部属于党政联合发文。也就是说，在党的监督领域，党内法规要与国家法律衔接，能对党员提出更多、更高标准的要求，但这种要求不能超出或突破国家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即不能违反《立法法》第8条关于立法保留事项的规定。2019年修订出台的《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制定党内法规涉及政府职权范围事项的，可以由党政机关联合制定（第13条第2款）。
《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7条明确将坚持以党章为根本，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作为党内法规制定工作应当遵循的原则之一。《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汇编》共收录1949年10月至2021年6月出台的党内法规183部，其中中央党内法规107部（不含党章）。
据此，本文将党内法规的制定依据划分为如下几类：一是以党的规范性文件为制定依据，二是以党内法规为制定依据，三是以国家法律为制定依据。那么党的事的半径如何划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据此，即使未在制定依据条款列明，党章、《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上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同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宪法和法律都必须在党内法规制定过程中予以考量。三、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共同作用领域 从党内法规制定依据的情况来看，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关系，并不像理论上所预设的那样条理清晰，而是在实践中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样态。本文只统计了中央党内法规，而将部委党内法规和地方党内法规排除在外。47部制定依据中包含国家法律的中央党内法规，大体勾勒出实践中党规国法共同针对的事项范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并未将党章作为统计对象，而是将其列为制定依据，这是由党章的性质和地位所决定的。实践中，党内法规概念经常在两种意义上被使用：第一种是狭义上的，指代的是‘文本意义上的党内法规，即有权的党组织制定的党章、准则、条例等7种名称的党内法规。
（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在二者共同作用的领域，党内法规应当与国家法律相协调、保持一致，二者互为表里、互相支撑。
如果没有必要区分，为什么要发展出两种类型的制度规范、两套制度体系呢？ 第二种是基于党内法规对党外组织和非党员发生效力的认识上，将党内法规对非党组织和非党员产生的影响甚至约束力称为党内法规的溢出效力或者间接效力。但这并不是说制定依据列得越多越好，而是应该列明直接依据。
第二种是广义上的，指代的是‘规范意义上的党内法规，即党规是由若干‘部单行党规文本和分散在其他有关法规文件文本中的一条条党内法规规范共同构成的一个制度规范集合体。有的则是以比较笼统的形式将其精髓体现在目的条款中，如为了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第1条），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第1条），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第1条），等等。
因此，明确列明制定依据应该是常态，不写只是例外。在逻辑顺序上，党内法规明确机构编制工作的原则和要求，国家立法则具体贯彻这些原则和要求，以国法的形式保障其得以有效实施。一方面，这种提法会进一步模糊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界限，另一方面有违法治的确定性原则，为实践中存在的泛化党内法规效力问题提供了依据。有的是以非常明确的形式出现在立规目的条款中，如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关要求（《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第1条）。
如党员干部要按照要求进行财产申报，不能因此认为党员作为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了侵犯。可以说，党内法规360度调整视野决定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之间存在交叉、交集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以党的主张为统领的政策制度体系也是党内法规的先导和指引，特别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的指导作用。（一）统计所依据的基础数据 基础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是科学统计分析的基础和关键。
其中，合法合规性审查包括：是否同宪法和法律相一致，是否同党章、上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相抵触，是否与同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同一事项的规定相冲突，是否符合制定权限和程序，是否落实精简文件、改进文风要求等。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二阶是指根据治理场景、治理功能等对党政联合发文具体规范属性进行现实识别。（三）党和国家机构合署合并办公对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关系的影响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为减少多头管理、职责交叉，坚持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调整了相关党政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把政府有关机构职能并入党的职能部门或由其统一归口领导，或在党的职能部门加挂牌子，由其承担某个方面的行政职责。如果涉及法定的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等，就必须用国法。这47部党内法规的具体情况如下：党的组织法规3部、党的领导法规7部、党的自身建设法规24部、党的监督保障法规14部。
凡是涉及创设党组织职权职责、党员义务权利、党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的，只能由党内法规作出规定。一方面，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绝对保留事项属于各自的自留地，在这一领域要注意二者的衔接。
在笔者看来，党政联合发文的存在，不仅不是溢出效力的证明，而恰恰相反是党内法规效力无法溢出的明证。这种观点承认党政联合发文具有双重属性的可能性，至于到底使用哪一种属性要根据具体情境而定。
这样的编排顺序不牵涉谁大谁小的问题，而是为了凸显党内法规的性质。如果所调整的事项仅仅是党内事务，当然只能是党规。